书稿刚刚写了“原君”这一篇，丁云毅看完忍不住赞叹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‘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’，实乃‘为天下之大害’。臣之责任，乃‘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’。‘国家之法，乃一家之法，而非天下之法’……先生，这句句都指到了当今朝廷之弊害那！”

听到对方夸赞，黄宗羲便也把惊疑抛到一边：“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、使天下释其害，产生君主，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、兴公利的责任。对于君主，他的义务是首要的，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。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，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然而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，为天下之大公，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，传之子孙，受享无穷。君主之家天下原本就是缺乏其合法性的……”

这话当真是大逆不道了，从根本上否定了皇帝的存在，若要传到朝廷耳朵之中，只怕便是一个抄家灭族的死罪。

但丁云毅是什么样的人？却听得津津有味：“南雷先生所言甚是。要限制君主的权力，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那。”

“先生我之知音也！”黄宗羲听了大喜过望：“天下人都以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其实却是大错特错了。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，将君主看作是客，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，都是为了天下人。现在将君主看作主，将天下看作是客，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，正是在于为君主。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，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，使天下的子女离散，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，对此并不感到悲惨，还说‘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’。当他已得到天下后，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，离散天下人的子女，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，把这视作理所当然，说‘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’。既然这样，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，只是君主而已！当初假使没有君主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，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。唉！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对。”丁云毅也好像遇到了知音一般：“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，把他比作父亲，拟作青天，实在是不算过分。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，将他看成仇敌一样，称他为独夫，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。但小儒死守旧义，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，难以逃脱，甚至像夏桀、殷纣那样残暴，竟还说商汤、周武王不应杀他们，而编造流传伯夷、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，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，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。难道天地这样大，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，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？”

“我今天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了。”黄宗羲变得兴奋起来：“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，孟子的话，是圣人的言论。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、像老天一般的空名，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，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，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，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？虽是这样，如果后代做君主的，果真能保住这产业，把它永远传下去，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。既然将它看作产业，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，有谁不像自己呢？于是用绳捆紧，用锁加固，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，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。远的不过几代，近的就在自身，他们血肉的崩溃，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。

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，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，也说‘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！’这话真可痛惜啊！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，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，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？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，那么唐尧、虞舜的时代，人人都能推让君位，许由、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；不明了作君的职责，那么就连市井之间，人人都想得到君位，许由、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。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，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，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，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。”

丁云毅听了频频点头。

这样在这个时代听起来惊世骇俗的理论，在丁云毅听来却正是在自己那个时代人人都所知道的道理。

黄宗羲叹息一声说道：

“为臣之道应当是为天下万民谋福利，而不是为君王一家办差。只要臣是以百姓的利害为出发点做事，纵使君主强迫也绝不当从命；君主若非为国为民而死，则臣也万万没有义务杀身成仁。相反，如果臣没有做到这些的话，就是与君主的奴婢没有区别了。为臣者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，君与臣同样都是为百姓谋利益的，他们的地位无疑当是平等的，不存在君为臣纲、君要臣死、臣不得不死这些上下尊卑。”

说到这里时候，声音一下便抬高了起来：

“天下万民都是所谓专制君王的私人财产，因而臣的职位是君王任命的，责任也是君王指定的，臣所管理的一切都是君主私人的，理所当然要处处听命于君主，那么道学家们一贯高挂在嘴边的‘君忧臣辱、君辱臣死’也就不奇怪了！”

第四百六十七章 请贤

说到这，声音一下抬高起来：

“天下万民都是专制君王的私产，因而臣的职位是君王任命的，责任也是君王指定的，臣所管理的一切都是君主私人的，理所当然要处处听命于君主，那么道学家们一贯高挂在嘴边的‘君忧臣辱、君辱臣死’也就不奇怪了，在这些种种束缚下的臣只能把大部分精力都耗在如何揣摩上意、如何升官发财上去了，不到天下纷乱得已快要危害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，他们是不会甘愿为百姓做事的。”

丁云毅连声称是：“我听说南雷先生还建议恢复宰相制度？”

“是，我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起过。”黄宗羲丝毫没有否认：“限制君权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设置宰相。有明之无善政，自皇帝罢丞相始也。古者君之待臣，臣拜，君必答拜，彼此是平等的。秦汉以后废而不讲。然丞相进，天子御座，在舆为下，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。现在罢除了宰相，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。这样，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，更加奴视臣僚，更加专断独行，为所欲为。其次，按照封法制度，天子传子，但天子之子不皆贤；在这种情况下，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，足相补救。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，天子之子一不贤，更无与为贤者矣。这样，势必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……”

他越说越是兴奋：“再次，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，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，内阁没有僚属，没有力事机构，其事权很轻，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，内阁既无实权，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，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，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。”

“那依先生之意该当如何？”丁云毅淡淡地道。

黄宗羲早已胸有成竹：“当设宰相一人，参加政事若干人，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，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。章奏由天子批答，天子不能尽，则宰相批之，下六部施行。更不用呈之御前，转发阁中票拟；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，使大权自宫奴出也。此外，宰相设政事堂，下分若干房，分管天下庶务；凡事无不得达。设立宰相，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。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。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，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首脑。”

这点丁云毅倒并不是太赞成的。

明朝的内阁制其实是非常先进的。虽然表面上废去宰相，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，实际上发展的结果却是，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，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。

当然，在实际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错误，这就不是制度本身的过失了。